在梵高的畫作中，有一幅鞋子的油畫：兩只鞋雖已穿破，卻仿佛彼此扶持著，要走完余生的路。這幅作品，被視作溫森特和提奧兄弟二人的寫照。

可以說，沒有提奧的經濟支持，就不可能有溫森特的藝術生命。在一次雨中散步時，兄弟倆談到世界和他們的未來。兩人盟誓要超越親情，終生相助。正是這種誓言，為我們成就了藝術史上獨一無二的書信往來。

在最新出版的《梵高傳》中，法國作家大衛(wèi)·阿茲奧以梵高兄弟二人的大量書信為證，重新梳理了畫家的一生。從中我們得以發(fā)現，那一幅幅廣為人知的畫作背后，是梵高生命中的一個個重要片段。

《靜物：翻開的<圣經>》

是父子之間最后的對話，也是最后的爭吵

1853年3月30日，溫森特·威廉·梵高出生在荷蘭一個毗鄰比利時的小村莊。父親提奧多魯斯是一位平凡的牧師。十一歲時，溫森特在母親的幫助下畫了一幅生動的繪畫，得到父親的大加贊賞。此后，他每次感到痛苦，就動手開始繪畫。這種由繪畫帶來的喜悅，成為畫家一生的避難所。

多年之后，十六歲的溫森特啟程前往海牙成為一名畫商。他本可以在這條家族道路上順利地走下去，但一場失敗的愛戀攫取了他的靈魂。在極度的頹廢中，溫森特捫心自問，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命運?答案是否定的。他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情，來滿足心中的渴望。

在父親的斡旋下，溫森特前往博里納日，成為一名傳道士。一次下礦井的經歷，讓溫森特內心最深處受到猛烈的震撼，他決定投向藝術創(chuàng)造，創(chuàng)作一系列礦工寫實畫。他留在礦區(qū)不停地繪畫，在極端悲慘的景象中重新找到了真實。初戀失意的考驗，在這里畫上了句號。

就這樣，溫森特不斷地進行著“一種為窮苦人的窮苦藝術”。大約1885年5月初，他完成了大幅油畫《吃土豆的人們》，宣告了毫不矯揉造作或多愁善感的大畫家的誕生。

在此之前，1885年3月26日，不幸降臨了他的家庭。提奧多魯斯牧師，這位溫森特曾無限崇拜，后來又無比激烈地鄙棄的父親，在一次心臟病后突然離世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，溫森特看到了倫勃朗和哈爾斯的作品，看到了“彩色”這條繪畫的新路。創(chuàng)作的狂熱牢牢控制著溫森特，但牧師的陰影始終在眼前。1885年10月，溫森特終于準備面對父親去世后一直壓在心頭的問題，他仗恃尋回來的這種自信，進展迅速，一下子就畫出《靜物：翻開的<圣經>》。

這幅畫很迷人，是父子之間最后的對話，也是牧師和溫森特之間越過墳墓的最后爭吵。翻開的《圣經》，提奧多魯斯牧師的《圣經》，赫然居于構圖中央，像職責一般咄咄逼人;右側立著一個燭臺，蠟燭已經熄滅，標志生命離去。后面黑色的背景，像生命之謎一樣黑暗，那是誰也把握不住的未來;而在翻開的《圣經》前面，有一本小書斜放在閱讀架上，那是左拉的小說《生活的樂趣》：那檸檬黃的書皮宛若一聲吶喊、一束陽光，或者高出樂隊的一聲小號。黃色，就是生活快樂的顏色。這種顏色即將登上溫森特的繪畫，一直到黃色向日葵的畫作上，宣告一個新世界的來臨。

身處極端逆境中，他看到了愛的大光明

《靜物：翻開的<圣經>》完成后，溫森特的繪畫仿佛解放了，他的調色板也隨之“解凍”了。他畫出了一系列富有激情的風景畫，隨后前往安特衛(wèi)普，以便在美術學校完善他的技法。

他開始只為繪畫活著了，畫得越多，顏料花費就越多，也越要餓著肚子。就這樣，溫森特給自己的身體制造了一場災難。他的牙齒接連崩斷，掉了十來顆;一陣一陣咳嗽，嘔吐出來“一種灰不溜秋的物質”……診斷出感染梅毒后，畫家領悟到自己的生命正走向夭亡。他因此畫出《吸煙的骷髏》。這幅畫在溫森特的生命進程中很重要：死亡不再是一種抽象的意念，而是近在咫尺。

1886年2月28日，兄弟二人在巴黎重逢。這是提奧期待已久的機會，他要讓哥哥睜眼看一看當代的繪畫，那些前所未見的強烈色彩。印象派畫家讓溫森特了解最大化的色彩震蕩，日本版畫向他證實一種線條噴射似的、近乎“書寫”的藝術。巴黎的課程有了成效。現在他必須動手繪畫，將所學變成自己的本事。

溫森特于是動手開始畫花卉，根據花的顏色改變背景或者花瓶的顏色，制作他自己的色譜。他也畫靜物，例如那幅著名的《鞋》：兩只鞋畫得就好像相互支持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梵高兄弟二人彼此扶持的形象。他還開始了一系列的自畫像，兩年間竟多達30余幅。巴黎自畫像系列令人著迷，它們是這位藝術家身處極端逆境中，重申個人“我”優(yōu)于世上其他人的吶喊——他做出了選擇，有理由繼續(xù)走自己選擇的路。

正值氣候宜人的季節(jié)，他開始郊游，徒步從蒙馬特爾朝阿尼埃爾村方向行走。他畫出了出色的風景畫：麥田、森林內景、塞納河邊的橋，還有那幅著名的頭戴草帽的自畫像。自畫像侵入強烈的黃色，據溫森特一生的摯友貝爾納爾說，“他看到了愛的大光明”。

《向日葵》

“就是這樣，我像一只蟬似的在享樂”

大約1888年2月20日，溫森特坐火車離開了巴黎。阿爾勒是一種誘惑。它坐落在羅納河谷的盡頭，有著橫跨吊橋的水路，讓溫森特聯(lián)想到故土荷蘭。畫家在這里開啟了一場驚人的智力冒險，不間斷地持續(xù)了十個月。“刮風天我也必須出去繪畫的日子里，有時我不得不將畫布鋪到地上，跪著作畫，畫架根本就立不住。”

之后溫森特暫停了油畫，除了想專心素描，還有一個原因，那就是在旅館的生活實在太糟糕了。他在拉馬丁廣場找到了一棟兩層四室的小樓——黃房子。

他終于有了一個家。溫森特開始裝修畫室，重新粉刷房子內外，還購買了必要的家具。他立刻著手靜物寫生，集中畫了剛買的咖啡壺、杯子和水罐，以及放在藍桌布上的橙子和檸檬，背景則用略帶綠色的黃色。這些靜物透露出一種寧靜、純粹的幸福，而我們也有機會看到，對于溫森特來說，黃藍配就是幸福和生活的和諧。正是在這些日子里，溫森特畫了一幅《阿爾勒景觀》，近景畫了一排呈對角線的鳶尾，中景呈現一片接近成熟的麥田，“一片黃色的海洋”，這比什么都更能表達溫森特的欣喜。之后，這種顏色將開始冉冉上升，一直侵入整個畫面，直到變得跟熔化的黃金一樣灼熱，一樣凝重。

1888年5月30日，溫森特來到地中海濱的圣瑪利亞，見證了一次大自然的色彩狂歡。這次旅行，將是一次蛻變。在將近五個月的時間里，溫森特猶如一輛“繪畫的火車頭”，創(chuàng)造出一系列數量驚人的杰作，可以說都是黃色大調。他全身心投入，沉浸于種種黃色和種種藍色，表現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顫栗。有時他不由地喊叫：“甚至大中午我還在干，頂著烈日，在麥田里，沒有一點陰涼，就是這樣，我像一只蟬似的在享樂。”

在這個八月，溫森特開始了向日葵系列。他畫向日葵，背景采用淡藍色，繼而，他像其他偉大的創(chuàng)造者那樣，明白不能打折扣，必須將心中的牽念貫徹到底。直到畫這些黃花時，插在一只黃色花瓶里，置于黃色的背景中。在此過程中，溫森特還畫了坐落在集市廣場的一家咖啡館露天座夜景：黃色露天座映照著燈光和深邃而美妙的藍色星空——極少幾幅阿爾勒城中心的畫作之一。

9月16日，在一番整修、布置之后，溫森特終于搬進了黃房子。“這天夜晚，我就睡在這房子里，盡管還得收拾，但是住進來我感到很高興。”于是，他畫了這幅著名的油畫——拉馬丁廣場的《黃房子》。遺憾的是，黃房子和溫森特在阿爾勒的那么多記憶點，在1944年激烈的戰(zhàn)爭中悉數消失了。

《綁繃帶的自畫像》

這場滿懷期待的會面，被高更轉化為一場精神的騙取

如果在溫森特的藝術道路上，提奧是福星的話，那么在一次相聚中，高更就能成為他的克星。1887年底，溫森特在巴黎參觀“大沸騰”畫展，第一次同高更相遇。他視高更為大師、年輕的新印象主義畫派首領。而高更，不過看透了溫森特對弟弟的影響力，想要利用這種影響力，讓身為畫商的提奧多購買自己的畫作而已。

次年3月，高更寫信請溫森特在弟弟面前說說情：他已身無分文，病倒在床，準備低價出售自己的作品。溫森特說服了提奧，成為高更的資助人。在阿爾勒，他用一封又一封的書信盛情邀請，但高更總有這樣那樣的緣由推遲行程。等待的時間越長，他的現實感就越弱，于是對高更產生了一種危險的固戀。他把高更想得無比巨大，同時貶低自己的作品，仿佛開始自殘。溫森特操起筆，給高更寫下了他的《書信集》中最令人詫異的一封信——“我覺得比起您來，我的藝術創(chuàng)意太過一般了。我的胃口總像野獸那樣粗俗。什么我都忽略，不會表現事物的外在美，只因我在作品中，把美的事物畫丑了，而我看大自然很完美，畫出來就粗疏淺陋了。”十年對繪畫的孜孜以求，就這樣幾行字一筆勾銷，化為飛煙。

1888年10月23日，高更終于抵達阿爾勒。溫森特樂不可支，高更卻沒有那么興高采烈。在高更有意無意的影響下，溫森特在繪畫中逐漸拋棄了現實主義的世界，跌入抽象主義的深淵。他完全變了，無論看什么都要通過高更的眼睛，通過高更的觀念、作品和判斷。這場滿懷期待的會面，被高更轉化為一場精神的騙取，并最終毀掉了一顆靈魂。

圣誕夜，高更離開阿爾勒的前一天，溫森特精神崩潰，隨后操起一把剃刀，從自己的左耳上割下一塊肉。幾周之后，他畫了兩幅自畫像——只見他刮了胡子，頭上永遠戴著那頂皮帽，叼著和沒叼煙斗各一幅，耳朵包扎著，一副詢問的眼神，有一點點斜視，那神情仿佛在叩問自己如何走到了這一步。

兩位畫家一年的交往就此結束。這場交往，始于高更的索求，終于溫森特的沉沒。自此，我們所認識的那個溫森特，那么自信，那么全身心投入藝術的溫森特;色彩已經達到高度的張力，而且高度信賴自己，內心充滿必不可少的喜悅，以便搞好一項事業(yè)的溫森特，已經死了。從此，我們要追隨的，幾乎一直到終了，不過是一個影子。

《烏鴉亂飛的麥田》

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小徑，“我的路沒有前途”

溫森特的割耳行為，被診斷為“幻覺和階段性的神經錯亂”。一月初，他出院后給提奧寫信，對自己的精神狀態(tài)非常樂觀，稱數日前發(fā)生的一切“不過是藝術家的一時狂放”。

病情不斷反復。就在溫森特陷入混沌的這段時間里，聚集了一批前衛(wèi)藝術家的“二十畫社”發(fā)來信函，詢問溫森特能否參加1889年的未來美術展覽會。其間，評論家歐里埃深受溫森特作品的吸引，撰寫了一篇關于梵高藝術的文章，發(fā)表在《法蘭西信使》雜志上。一時間，梵高作品的發(fā)現成為轟動事件。

全巴黎的藝術家都想來看看這個昨天還不知名的溫森特。高更也來了，他看見了溫森特的畫作，在給后者的信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了自己的贊賞和肯定。這樣一種承認幾乎治好了溫森特的病。他康復的速度驚人，迅速完成了《杏花》，作為給提奧新生孩子的誕辰禮。

溫森特收拾行裝。他終于自由了。離開圣雷米精神病院之前，他畫了一幅神秘的《星夜中的柏樹》：柏樹居中燒成黑色，將夜空分割成兩部分，月亮在右側，左側是一顆星星，一條路好似激情在奔騰，遠處一座房舍，如同他發(fā)病中所畫的樣子。表面上病態(tài)的繪畫，其實是畫家同病魔的告別。

種種跡象表明，溫森特已經康復了，醫(yī)生也給出了“痊愈”的證明。然而命運又同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。1890年6月30日，提奧給哥哥寄去一封信，訴說資金上面臨的困境。他一定沒有料到，不經意的寥寥數語，給畫家的人生按下了悲劇的秒表。溫森特開始憂慮不安，于是創(chuàng)作出那幅著名的《烏鴉亂飛的麥田》：田野還是阿爾勒的那種黃色，但鈷藍色的天空卻動蕩不安。三條被青草鑲邊的紅土路從近景起始，卻不通向任何地方。黑壓壓一群烏鴉如同送葬飛向遠方，消失在畫幅的右上角。極度孤獨。生活當然是美好的，但是“我的路”卻找不到前途，紅色和綠色的搭配，給他的心帶去死亡。

于是，1890年7月27日，溫森特朝自身開了一槍。次日夜晚，傷口感染。29日凌晨一點半，他走完了三十七歲零四個月的人生。

可以說，溫森特是一個孤獨的人，但他的作品卻展現出一種希望，為野獸主義、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打開了先河。在我們回望他充滿苦難的一生時，同樣無法忽略他與畫作相伴時所沉浸的幸福時刻。繪畫帶來的喜悅，是梵高一生的避難所。